“在人民完全无权参加政府事务的国家中，人民变成冷血动物，他们迷恋金钱，不再热衷于国事。人民只会为某位演员而狂热。他们并不为政府分忧，也不关心政府有何打算，而是悠然地等着领奖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慨叹，旷日持久前就已描画出了当今的病痨还是说不停的上演

Tupa by Simo Heikkila



Puf-Fup by Ana Mestre
- Mia preferisco.


Orange Box by Hannu Kahonen 



Pylkero by Kimmo Varjoranta 



Fold by Terhi Tuominen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the wood comes in its geometrical folds. With precision to the fine detailing acute angles are used to create the 3-dimensional surfaces given to the seat and backrest. Ultimately this results in an ultra smart, lightweight stackable dining chair.

上课铃响了，孩子们跑进教室，这节课老师要讲的是《灰姑娘》的故事。
老师先请一个孩子上台给同学讲一讲这个故事。
孩子很快讲完了，老师对他表示了感谢，然后开始向全班提问。

 

老师：你们喜欢故事里面的哪一个？不喜欢哪一个？为什么？
学生：喜欢辛黛瑞拉（灰姑娘），还有王子，不喜欢她的后妈和后妈带来的姐姐。辛黛瑞拉善良、可爱、漂亮。后妈和姐姐对辛黛瑞拉不好。

 

老师：如果在午夜12点的时候，辛黛瑞拉没有来得及跳上她的南瓜马车，你们想一想，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学生：辛黛瑞拉会变成原来脏脏的样子，穿着破旧的衣服。哎呀，那就惨啦。

老师：所以，你们一定要做一个守时的人，不然就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另外，你们看，你们每个人平时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千万不要突然邋里邋遢地出现在别人面前，不然你们的朋友要吓着了。女孩子们，你们更要注意，将来你们长大和男孩子约会，要是你不注意，被你的男朋友看到你很难看的样子，他们可能就吓昏了（老师做昏倒睿? 全班大笑）。

 

好，下一个问题：如果你是辛黛瑞拉的后妈，你会不会阻止辛黛瑞拉去参加王子的舞会？你们一定要诚实哟！ 
学生：（过了一会儿，有孩子举手回答）是的，如果我辛黛瑞拉的后妈，我也会阻止她去参加王子的舞会。
老师：为什么？
学生：因为，因为我爱自己的女儿，我希望自己的女儿当上王后。
老师：是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后妈好像都是不好的人，她们只是对别人不够好，可是她们对自己的孩子却很好，你们明白了吗？她们不是坏人，只是她们还不能够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其它的孩子。

 

孩子们，下一个问题：辛黛瑞拉的后妈不让她去参加王子的舞会，甚至把门锁起来，她为什么能够去，而且成为舞会上最美丽的姑娘呢？
学生：因为有仙女帮助她，给她漂亮的衣服，还把南瓜变成马车，把狗和老鼠变成仆人。
老师：对，你们说得很好！想一想，如果辛黛瑞拉没有得到仙女的帮助，她是不可能去参加舞会的，是不是？
学生：是的！
老师：如果狗、老鼠都不愿意帮助她，她可能在最后的时刻成功地跑回家吗？
学生：不会，那样她就可以成功地吓到王子了。（全班再次大笑）
老师：虽然辛黛瑞拉有仙女帮助她，但是，光有仙女的帮助还不够。所以，孩子们，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是需要朋友的。我们的朋友不一定是仙女，但是，我们需要他们，我也希望你们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下面，请你们想一想，如果辛黛瑞拉因为后妈不愿意她参加舞会就放弃了机会，她可能成为王子的新娘吗？
学生：不会！那样的话，她就不会到舞会上，不会被王子遇到，认识和爱上她了。
老师：对极了！如果辛黛瑞拉不想参加舞会，就是她的后妈没有阻止，甚至支持她去，也是没有用的，是谁决定她要去参加王子的舞会？
学生：她自己。
老师：所以，孩子们，就是辛黛瑞拉没有妈妈爱她，她的后妈不爱她，这也不能够让她不爱自己。就是因为她爱自己，她才可能去寻找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如果你们当中有人觉得没有人爱，或者像辛黛瑞拉一样有一个不爱她的后妈，你们要怎么样？
学生：要爱自己！
老师：对，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止你爱自己，如果你觉得别人不够爱你，你要加倍地爱自己；如果别人没有给你机会，你应该加倍地给自己机会；如果你们真的爱自己，就会为自己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没有人可以阻止辛黛瑞拉参加王子的舞会，没有人可以阻止辛黛瑞拉当上王后，除了她自己。对不对？
学生：是的！！！

 

老师：最后一个问题，这个故事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学生：（过了好一会）午夜12点以后所有的东西都要变回原样，可是，辛黛瑞拉的水晶鞋没有变回去。
老师：天哪，你们太棒了！你们看，就是伟大的作家也有出错的时候，所以，出错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我担保，如果你们当中谁将来要当作家，一定比这个作家更棒！你们相信吗？

 

孩子们欢呼雀跃。

 

俞铮

 

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富人，对享乐的喜好显然超过在城邦从政的兴趣——除了修建豪华露天浴场群体找乐，他们还热衷夏季举家度假。今天的考古学家、气象学家、流行病学家对此提出了新的解释——每年夏天，有钱人大多要到地势高的地方去，真正原因是为了免得疟疾。

气候、环境变化与传染病爆发之间是否相关，科学家一直在试图寻找答案。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研究员梅塞德斯·帕斯奎尔正是其一，长久以来，他努力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寻找气候变化与疫病流行之间的联系。

很多人喜欢复述一个有关亚马逊河热带雨林里蝴蝶的故事，蝴蝶振动了几下翅膀，可能引发几千公里外大陆上的一场飓风。学术界称此为非线性关系。但在自然系统千变万化的非线性关系背后，仍具有某些共性。这正是帕斯奎尔构建非线性动力学模型的基础，以数学方式表达自然界的复杂变化。在气候问题上，他的搭档还包括几位气象学家和流行病学家，这个“混搭”的团队专门研究气候变化对重大传染病爆发和传播的影响机制。

近20年来最恐怖的疫病流行莫过于1991年在秘鲁大规模发生的霍乱，致死1万多人，致病上百万。通过分析太平洋上的气象资料，研究人员发现，厄尔尼诺南徊才是秘鲁大霍乱的真正元凶——霍乱爆发前，太平洋上曾出现过厄尔尼诺南徊，直接导致洋面水温升高，引起浮游生物大量繁殖，而霍乱病菌恰好可以附着在浮游生物上。

帕斯奎尔的最新发现则是，东非高地疟疾的发病率随着气温升高而呈现增加态势。一种直观的解释是：温度升高，携带疟原虫的蚊子大量繁殖，导致传播几率增大。但这只是表象，根本原因则是海拔较高地区的凉爽环境能抑制疟原虫的活跃度，而气温一旦升高，它们就得以强力繁殖。

新的证据还能在孟加拉国找到。海陆空各领域专家联手的科研团队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解释了孟加拉国霍乱爆发与1万多公里外东太平洋海面温度变化密切相关。从设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国际腹泻病研究中心，帕斯奎尔得到了几十年来孟加拉国霍乱病例的数据，综合其他机构的详细数据，他们发现，太平洋上厄尔尼诺南徊引起了印度洋季风变化，大量降水使得地势极低的孟加拉国洪水泛滥，冲垮了城市排污设施，霍乱病菌随粪便四溢。帕斯奎尔等人甚至精确地计算出，太平洋厄尔尼诺南徊发生9至11个月后，孟加拉国霍乱大爆发。

喝彩声的背后，一些研究人员也指出模型可能存在的缺陷。以秘鲁为例，如果说1991年霍乱大爆发根源是厄尔尼诺现象，那么在此之前一个多世纪中，厄尔尼诺现象平均每3至7年出现一次，而秘鲁却没有发生过类似规模的疫病大流行。

帕斯奎尔团队中的流行病学家对此解释说，易感人群是传染病大流行的助燃剂。一次霍乱流行过后，许多幸存者体内产生免疫。如果免疫人群数量较大，即便环境变化引发疫病流行的可能性增加，也很难成为现实。而易感人群(非免疫)数量增多，如新生人口或人口流动迁移频繁，受到环境影响时，传染病的传播强度将大大提高。这恰恰再次证明了非线性关系。

当然，就像易感人群数量变化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能影响疫病流行的变量实在太多了。在大自然这个复杂的巨系统中，周期结构复杂的非线性动力学行为称为复杂周期，或“混沌”。不过，帕斯奎尔却依然执着地认为：看上去一团糟的数据其实也提供了解真实世界的线索，尽管它们起初看起来并不明显。

无论如何，世界卫生组织的确为这个研究进展感到兴奋，因为这为将来依靠监测气候变化来预报传染病创造了新的可能。以人类现有技术水平，尚无法避免季风引发暴雨而致使洪水泛滥。但假如在环境变化与疫病流行之间找到某种确切的、可量化的关联，就可以对防治疫病的特效药物和其他物质加以准备。

气候变化这个话题，长久以来，总是缠绕在各种数据、理论、证据之中，各说各话。假如真能识气候而知疫情，也算是科学界对全球公共卫生的一个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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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很多勇气和力气

大的笼子 把心箍地难受

今天一早听新闻里说，几条公交线路上出现了90后售票员的亮丽风景。脑中首先浮现经济危机下的就业问题，虽然经济危机貌似在中国上海并不明显。之后就想象了下年轻稚嫩的售票员在人群中穿行的样子。。。应该是清新的，爱青春美丽是天性使然，即使也会爱岁月沧桑后的脸和韵味，至少会新鲜一段时间。回想回家路上，公交车售票员大多是已摇曳过青春甚至不如徐徐的女士或男士，人们不会把眼光怎么逗留在她们身上，不论她们亲和、坏脾气、邋遢或还算齐整。但是，我也想，比起鼓吹的新鲜血液，她们之中很多人即使不济也多数陪着公交车成长了很多年月，这份亲密有温暖的有点强烈的联系感。而且，想着那几张竟然有点熟悉的眼脸，我觉得那才更像我回家的路，平静，放松，不用分散思绪。当然，不是说90后售票员或类似的不好。相对的，作为城市文明发展一表示的无人售票公车，有效率但少了人情味和时间的味道。

 

急躁，还是有点控制不住。

 

转

可以想见，在高楼林立的纽约，人们对超低空飞行已普遍有了心理阴影。2009年1月15日，当哈德逊河两岸大楼内的人们看见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从窗前呼啸而过，他们差点以为“9·11”事件又要重演。幸运的是，这次是个奇迹。由于撞上了大雁，这架A320的两个发动机在半空双双熄火。曾是战斗机飞行员的57岁机长萨伦伯格很快意识到，没有发动机，飞机绝对撑不到最近的机场。要避免在城市中心坠毁，在哈德逊河上迫降是唯一生路。他决定孤注一掷。

成功迫降需要技巧、冷静与运气。而这三点，萨伦伯格全都拥有。飞机滑翔着缓缓下降，以完美的水平状态触水，激起一片巨大的水花后驯服地浮在了河面上。15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攀上机翼，救生船只随后也很快蜂拥而至。此次事故不但无人伤亡，而且又造就了一名美国英雄。

故事的结局是美好的，不过这的确是个例外。在1549号航班上，当萨伦伯格机长独力回天之时，其余154人只需一边等待，一边祈祷就可以了。然而，在地震、火灾或坠机等大部分灾难中，生还的机会很少会这样从天而降。

不到1小时，船就沉了

保尔·巴内就曾双手劈开生死路。1994年9月27日至28日夜间，他正在“爱沙尼亚”号客轮上，这是一艘横渡波罗的海连接挪威与爱沙尼亚的渡轮。那晚狂风大作，正在酒吧长凳上睡袋里酣睡的保尔被一声巨响惊醒。他并不知道位于船尾未曾关闭的船舱舱门已在巨浪的攻击下折断，海水汹涌灌入了内甲板。他发现酒吧里的桌椅开始滑动，地板也开始倾斜。酒瓶的破碎声把他彻底唤醒。保尔回忆道：“我自忖这下或许要完蛋了。但好在当时我非常冷静，思路清晰。”

保尔以为人们会像电影里那样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或尖叫着四处逃跑，为争夺救生艇上的一个位子拳脚相加。然而事实上，他所遇见的大部分乘客一动不动，手足无措。保尔说：“他们愣在那里，也许在等待别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办。”但在这个关键时刻，船员们却集体陷入了静默。

保尔决定自己行动。他从包里找出御寒的衣服，脱掉鞋子以免落水时增加重量，然后开始寻找出口。船体在这个时候已经侧翻了过来，酒吧外部休闲区域的天花板成了垂直的墙壁。在错综复杂的管道中，保尔发现了一把梯子，于是利用它一直爬到船体外。他回忆说：“穿着袜子走在船体上真是太滑稽了！就像在巨大的冲浪板上一样！”此时在船体另一侧，一组乘客刚刚打开一艘充气救生艇。还好，他赶上了他们，搭上救生艇离开了渡轮。半小时后，汹涌的海浪吞没了“爱沙尼亚”号——船上989人，生还者仅137人。

面对灾难，保尔没有像其他乘客那样手足无措，而是马上采取了行动。这倒不是因为他生来与众不同，具备“幸存者”的特殊素质。心理学家约翰·里奇博士在采访了包括保尔在内的几百名幸存者后指出：“经过多年研究我终于发现，所谓的‘幸存者性格’根本不存在。”这位英国皇家空军的生存教练，同时也是首批关注在危险状况下人类大脑反应的人之一。“事实上很简单，人们在灾难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主要取决于他们过去的经验。如果他们经历过相同或类似的事，记忆会立即启动，告知他们该如何应对。”

习惯的力量

难道保尔在“爱沙尼亚”号事件之前曾经历过海难吗？“其实并没有。但他平时经常登山，在高山地区远足。对他来说，早已习惯了在岩壁上攀爬，也习惯了低温。正是这些经验让他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从而逃出了‘爱沙尼亚’号。”约翰·里奇也有过一次逃脱死神的经历。1987年11月18日晚，他在伦敦最大的地铁站KingCross换乘地铁，竟然走进了一条黑烟滚滚的通道。在半清醒的状态下，他侥幸找到了出口，回到了地面。在那儿，他看见了一派恐怖景象：车站的玻璃穹顶在烈焰中整个塌陷下来。那天晚上的火灾造成31人死亡，而起因仅仅是一根扔在木质旧楼梯上的火柴。

逃出地狱的约翰被人们在灾难中的异常行为深深震撼。他回忆道：“有些地铁员工怵在那里，完全吓呆了。更不可思议的是，地铁列车居然还在接连不断地驶来，将乘客们倾倒在已经烟雾弥漫的站台上。司机们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车站内的异常，然而却像没事一样机械地重复着他们的工作。乘客们也是，有些人居然还继续拥入站台，直奔灾难而去！他们好像根本没发现身上着火的人们正在向反方向逃离。”

那天晚上，约翰亲眼目睹了什么叫 “怀疑综合症”：“通常可以根据人们的反应把他们分为几类：其中10%的人像保尔那样立即开始自救，尽全力逃离灾难；10%的人神经质般上蹿下跳，充满攻击性。而所有人乱作一团的场面只有在电影中才看得到。现实中，80%的人要么呆若木鸡，要么继续平静地做他们平时做的事，就像根本没有看到灾难发生一样。”

应激状态与盲从应对

通常说来，进化使我们能更好地抵御危险。紧急情况下，在大脑中下丘脑的指令下，我们的身体与神经系统会在紧急情况面前立即转入“适应应激”状态。肌肉在肾上腺素的作用下充满能量，以便为抵抗或是逃跑作好万全准备。全部注意力将会集中于危险的来源。因此，当有人用手枪指着我们的时候，手枪就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以至于事后竟对近在眼前的劫持者的特征一无所知！

当有人用枪指着你或是面对一条龇牙咧嘴的恶犬时，这一机制尚能运转良好。因为在上述情景中，危险来源很明确，反应方式也不外几种：留在原地、逃跑或者抵抗。但在地震或火灾时，情况则完全不同——摇晃的地面，坍塌的墙壁，弥漫的烟雾，或是将要把你吞噬的火焰，周围处处传来警报信号。面对众多紧急信息在同一时间集中来袭，难以招架的大脑会“短路”频频，或是无法反应，或出现暂时性的失明或耳聋，乃至昏厥……其中80%的人会在灾难面前无动于衷，因为他们的分析能力“当机”了，无法理解发生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么怔住，要么机械性地继续日常的琐事。

“9·11”事件世贸中心幸存者的讲述中充斥着这类案例——有些职员在逃离办公室时甚至还仔细地把电脑关掉，全不想它们注定要葬身火海。约翰·里奇也提到，一名妇女居然在逃向救生楼梯之前还要更衣一番！同样，在一架随时会爆炸的飞机上，某些遇险飞机的人员撤离工作也总是被那些想要取回行李的乘客所拖累。

火灾启示录

贝弗利山超级俱乐部是美国辛辛那提附近一个饭店、舞厅云集的超大型综合娱乐中心，更确切地说，曾经的娱乐中心——因为1977年5月28日那个晚上，一场大火将其化为灰烬。在场3000人中有167人丧生。当时，绝大多数来客都没把大火当回事。那些轻松逃离现场的人一边旁观火势蔓延，一边继续饮酒作乐，似乎把大火也当成了余兴节目。与此同时，还有些人依然拼命往俱乐部里面挤。一名叫韦恩·达默的酒店领班谈起当时已经浓烟弥漫，他居然还在走廊里发现了近百个目瞪口呆、鸦雀无声的人。“没有一点声响，也没有喊叫。他们就在那里等死，显然已经彻底绝望。”于是韦恩挺身而出，穿过办公室和厨房，把他们引向出口。这些人始终都顺服、安静地跟着他。

辛辛那提大学社会学教授诺里斯·约翰逊和威廉·范伯格翻阅了警察对数百名生还者所做的调查笔录，发现一个奇怪现象：“人们对这一环境中各自社会角色的贯彻程度令人震惊。约有60%的工作人员帮助他人撤离，而83%的顾客只是被动等待他人救援。”在那些积极采取行动的顾客中，医生和护士占了绝大多数，因为救死扶伤本来就是他们日常的职责。

那天晚上在某个酒店举办婚宴的达尔拉·麦高里斯特也很严肃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当大家听到服务员发布的警报时，她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引导宾客跑向紧急出口。她回忆道：“我告诉大家应该往哪里跑，就像赶牲口一样将他们导向出口。这是我的婚礼，而那些人是为了祝福我才身陷险境的。”即便在灾难中，这位新娘依然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结语

因此，无论在战场上还是灾难中，死里逃生的关键全在于既有经验。突击兵的训练在他们的记忆中预存了面对危险情况时应采取的反应方式；空姐在飞机起飞前的安全指示，或是企业组织的民防演习，这些同样也是机械式训练，它们都能让你在遇到危险时，本能地启动记忆中正确的反应机制，而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擦桌子或是整理行李上。这些训练值得你严肃对待。当然，你可以把希望寄托在萨伦伯格机长那样的英雄身上，期望他们可以为你完成一切。不过，听听约翰·里奇的劝告：“看看那些从机翼紧急出口逃出来的乘客照片，大部分人根本没想到要穿上救生衣！只要刮上一阵风，他们准会跌进零下2℃的冰冷河水里冻死！我还是希望能自己把握命运。”

 

 吃个甜甜的巧克力，不知道会不会有甜甜的笑容

现在的人，走在长安街上看到中国人民银行大楼，便知那是央行。但是没多少人知道人行是怎么成为央行的，这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机构是谁家，机构中又是谁功不可没。

1949-1978年，中国是大财政、小银行，没有央行，只有大一统的中国人民银行，其功能像是出纳。其实，早在1927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一成立，就着手筹建中央银行，而更早的中央银行是1905年清光绪31年的大清户部银行。随着改革开放，1980年，国务院领导指示要设立中央银行，可是两年过去了，也没有进展。人民银行倒是提出过两份建立中央银行的意见，遭到专业银行强烈反对，说他们以中央银行之名恢复由一家银行独揽业务，欲使专业银行名存实亡。从1983年3月，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开始研究各国金融制度，还邀请了曾任德国政府 “五贤人委员会”成员古托夫斯基来华交换意见。国务院领导采纳了他们关于设立中央银行的建议，并委托中心会同四大银行提出具体方案。

中心总干事薛暮桥第一次邀请四大银行坐在一起开会，就发生了争吵不休、散不了会的僵局。要想破这个局找到一条出路还真不容易！这么多障碍：意识形态的、部门利益的、技术上的，谁能既看得清，又摆得平呢？这时，薛暮桥倚重他的老朋友，也是他请来中心担任常务干事的徐雪寒。薛深知徐的价值。在共产党高级干部中，经历过市场经济的不乏其人，有过运行经验的人则很少，经营过银行的就更少，而存活下来，又委以重任的似乎只有徐雪寒了。

既然坐不到一起，就背对背个别谈。徐雪寒登场了。他分别和四大银行以及保险公司的负责人谈，综合他们的意见，中心提出方案，再反馈协商。经过12次座谈会，才大体达到协调。紧接着，徐雪寒南下上海，和四家银行的分行长、金融家，以及原国民党中央银行高级职员分别座谈，听取意见协调矛盾。他既有资格，又有人脉，圆满完成任务。中心最后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建议：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职责。人行不直接经营信贷业务，只与专业银行发生信贷关系，成为“银行的银行”。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从1984年1月1日起，中国重新有了中央银行的建制。其重要性和意义曾被淹没在80年代百废待兴和日新月异的改革大动作中，如今回头看，那是和国际接轨的重要环节，也是拆除计划经济的支柱。沿着户部银行、民国中央银行，到否定，到回归，这80年走过的路，不正是中国经济史的一个缩影吗？

而徐雪寒何许人也，如此神通，协调八方？原来，早在1943年，徐雪寒就任华中银行副行长；1946-1948年，他在上海、香港一带建立过一批银行、钱庄、对外贸易机构，从事商业活动，为共产党筹集资金；上海解放后，又随军接管财政经济部门；1949年，被任命为上海铁路局局长、华东贸易部部长。1952年进京，担任外贸部副部长。周恩来曾表扬过一位为革命干了许多不同行当的同志，说他干一行，钻研一行，并在那一行做出优异成绩。说的就是徐雪寒。

大概在十年前听说徐雪寒，一鳞半爪地，在我心中，他是个传奇，也是进入了风烛残年的老人，却又有内在的力。知道他的人不多，有一个原因是，从1955年4月，他就消失了，被秘密关押，从功德林到秦城监狱，那是因“潘汉年、杨帆案”而受牵连。直到1965年，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刑12年后，假释出狱，“文革”一来，又以戴罪之身蹲牛棚、下干校。直到1981年，最高法院才撤销原判，宣告他无罪。整整26年，从44岁到70岁！

他曾经有过辉煌的少年和青年时代。1911年出生的徐雪寒，15岁入党，担任杭州地委组织部长；17岁被捕，在杭州陆军监狱，和薛暮桥等人一起，把监牢当大学。1934年出狱参与组织农村经济研究会，和陈翰生、钱俊瑞、姜君辰、薛暮桥等办《中国经济情报》专刊和《中国农村》月刊。1935年，他们自筹资金成立新知书店，徐雪寒出任经理。几年工夫，新知书店就拥有二三十家分店。看看他在二十几岁年纪上，所写文章之广泛：工业、农业、铁路、海关、市场、货币、金融、财政，便知他是多有智慧和创造力的人。1943年徐雪寒被分配到华中局情报部工作，成为潘汉年助手。从1943年春夏到抗战胜利前，潘系统来自上海、南京的所有重要情报，都经过徐雪寒的手。直到1982年潘案平反，天下人才略知，潘系统为共产党获取了多少重要战略情报，这个“罪臣”实为“功臣”。

随着电视剧《潜伏》的热播，我有一种奇怪的联想。于是，便顺着联想去发现，竟然看到这样一种考证，说剧中主人公余则成的原型是吴石。而吴石是1949年6月赴台的国民党国防部次长。话说中共女情报员朱枫赴台与吴联络，获取军事情报，被出卖；吴、朱于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马场町被执行枪决，是轰动一时的“台湾特大间谍案”。朱枫女士的气节甚至感动了国民党，在他们的保密局文件中称朱枫是：“党性坚强，学能优良女匪干，被捕瞬间吞金自杀。不惜个人生命”，其精神“诚有可取之处”。可见，果真有超越阶级、超越敌我的人性和情感。 而朱枫女士，正是徐雪寒曾经的属下。三联书店老人口中的“慧眼识朱”，说的就是徐雪寒对这位朱枫从观察、信任到使用的故事。徐雪寒介绍朱枫入党，并调谴她做贸易，为隐蔽战线管理经济事务。1949年朱枫去台湾前，还写信问徐的意见。1983年，又是徐雪寒倾其所知向有关部门讲述朱枫历史，为她争得应有的结论。

1981年夏，徐雪寒终于脱掉重罪枷锁，国务院领导找他谈话，征询他对工作的意见。重回社会，已是古稀之年。歪打正着地，他错过了建立计划经济的历史，一跃为市场取向改革奔走呼号。在他的头脑里，大概从来没有插入计划经济，接受市场经济轻而易举，顺理成章。除了前述建立中央银行一题，1983年，国务院还要求经济研究中心制定外贸体制改革方案。老外贸徐雪寒大施身手，召集会议、调查研究，提出“统一管理、联合经营”的方针。

虽是浙江人，他认上海是第二故乡，最早主张上海全面开放，提议开辟国家第二经济特区，充分发挥上海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区位优势和工业基地优势。他说：“上海人灵得很，要解脱发展商品经济的束缚，使上海人的长袖能够舞起来。”在纪念改革三十年时，有一篇交通银行[8.45 0.36%]迁沪记中，终于有人提到他的名字：“一位叫徐雪寒的老先生在当年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提出，应当有一个专门属于上海、支持上海发展的银行。他的提议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这是1984年秋天的事。正是因为他的力主，使重建交行的步伐加快。1984年12月初，国务院领导宣布，在中国人民银行之下设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银行，与四家专业银行平行，总行设在上海。

徐雪寒的女儿说，父亲虽饱受牢狱之灾，但极有毅力，几十年坚持冷水擦身。70岁时，还走路一阵风。而1981年后，“他一心想弥补二十多年未能为国为民工作所浪费的时间，连周末都每天十几小时趴在书桌前看文件、看资料、写东西，身体逐渐不行了”。这才有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鲁志强说的：“从我认识他的第一天，他就是一副弱不禁风、大病怏怏的样子。每次见面问他：‘徐老好吗’，‘徐老不好’”。我问鲁志强，“徐老是幽默的人吗？”“他一点儿都不幽默”，“那这话怎么这么逗啊？”“是啊，就是因为他认真！”

晚年徐雪寒因“心有所忧，不能不言”。他说：“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化公为私，国有资产散失如流水，但居然无人过问，我行我素，肆无忌惮，莫此为甚！”吴敬琏讲起徐老，学他用拐杖跺地的样子：“当年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腐败，人民才拥护我们，让我们掌了权，当了政。没想到现在腐败这么严重，这是对人民的犯罪啊！”鲁志强说，想起徐老，“首先会浮现那一张忧国忧民的脸”。丁宁宁说他：“一听到干部腐败事件就开口大骂。后来骂不动了，就连声叹气。”知徐雪寒者，薛暮桥也！1988年他在给 《徐雪寒文集》写的序言中说：“历史使他患了一定程度的忧郁症，在同朋友叙谈时常常流露出忧国忧民而又无能为力的苦闷心情。但他从来不谈自己所受的将近20年的冤屈。”鲁志强写过一篇《想起徐雪寒》，其中翻来覆去地“想”：“我想不出一个革命者被革命专政的所思所想，也想不出一个理想主义者被理想抛弃的所感所受，但我知道那一定无数倍于肉体的痛苦。”劝徐雪寒写回忆录的人不少，他不肯，甚至连往事都不愿提。

1950年，徐雪寒的儿子写过一篇作文叫《我的父亲》，详细写家从一处迁一处，又迁一处，却总见不到父亲。老师的批语是：“像捉迷藏”。这真是一个大大的迷藏，直到晚年，才结束“游戏”，回到家来。他多么挽惜自己这个“在漫长的革命运动中跑龙套的人”好不容易赶上了改革年代，却跑不动了。徐雪寒老说：“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于人民，于祖国没有尽到匹夫之责。”

徐雪寒活到2005年，94岁。

 

“如果你有機會看法國電視廣告的話，你會發現1/3以上的廣告會談到環境保護，溫室效應，永續發展，有機農業。不管這股浪潮是否只是廣告營銷，盯著電視螢光幕的人，無論老少很難忽視。環保永續已經成為最大的廣告賣點。

 

 

回到福州，落脚的一开始，就又目睹耳闻她的并不那么文明的一面，呵呵，不过我努力接受吧，这就是我成长的地方，很快可以看到亲爱的人。看，透过春夏层层叠叠深深浅浅的绿，盛开的花。也想念起厦门来，零落的几朵木棉花，莫不是又是流连离开的季节和新生憧憬的光阴。听说西村一条街改造了，漫画屋也没了。还好，海不是那么容易搬动改造的。

 

白花花的太阳，骤然热起来的感觉。这就是自然呀，有冷有热，还是有知觉的好，靠近点的好。

 

一切都还好。

 

 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

 

 

“香港不要担心，国际金融中心不是GDP，不是你的港口、机场，不是你的电脑系统多发达，不是你的办公大楼有多少。是软实力，是法律体系，监管体系，是信用、国际化的信用，是和国际操作的接轨，是国际化的人才，国际化的商业操作。上海想在这方面追上香港，首先要改革法律体系、监管体系。”